我这一生，大概是从名字开始就有些不太听话的。
火生于午，午又见火，命里是烧不尽的炭、劈不坏的柴。别人说我命硬，其实我只是命太热，热到不愿沉默，热到看见镜子里那个“不是我”的人，会忍不住伸手去擦一擦，仿佛那张脸能被擦出另一层皮来。
我不是突然想做女人的，是一直就不愿做一个“别人安排的儿子”。
我出生那年，是个阳光特别盛的午后，父亲给我起名叫彧鋆——文彧如玉，鋆是藏玉之色，是他们心目中那种温文尔雅又气度深厚的男孩名字。但身份证不认这两个字。派出所敲了章，一代证打不出彧鋆，电脑认不了，就换成了皓琨。白皓如霜，琨玉成石，也不难听，只是每次看到这两个字，我都觉得那不是我，是被调过色的版本。彧鋆，那个藏在黑框户口本里的我，像个偷偷写在角落的注释，没人再念它，但它始终在那里。
我也曾试着去配得上这个名字的样子。试着低声说话、挺直脊背、打篮球时做出锋利的动作、跟着父亲学习男人之间该怎么握手。但镜子从来不说谎。有些晚上我会把头发用毛巾围成一圈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想象自己如果是个女孩，会不会世界看起来更柔和些？不是为了吸引谁，也不是为了反叛什么，我只是想，看见我自己。
有时我在想，如果命运的手不那么急着把人推向所谓“本该”的路，我会不会在很久以前就可以安安静静地活成现在的模样？但人生从来没有那么宽容，它总让人先走一段绕路，才肯给你看那条小径。走得远了，回头再看那些路标，才知道每一个“走错”的方向，其实都在朝我靠近。
一、
手术术只是形式上的结束，生活远没有那么干净利落地被划出一条新线来。真正的断裂，是从我父亲转身的那一刻开始的。他曾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，我小时候跌一跤，是他第一个跑过来抱起我。他的肩膀是我记忆中最可靠的东西。他教我用电脑，陪我做作业，甚至在我青春期最混乱的那几年，也会在夜里轻轻敲我房门，只问一句：“睡了吗？”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他还站在我这边，我就还有勇气做回自己。
可我低估了命运的惯性，也高估了他在家庭里的决断。他开始是震惊，然后是沉默，再后来，是完全的疏离。他不再接我电话，也不再回我消息。母亲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，她说我“背叛了家”，说我让他们“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”。而我始终搞不清，他的沉默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还是因为那些亲戚和同事的眼光把他困住了。一个曾经那么坚定的父亲，也许只是怕丢脸，也许心里仍有疼惜，只是不知道如何承受。
我不是没有挣扎过，我曾经试图用我所有能想到的方式，让他们知道，我没疯、没走歪路、没做错。我只是终于，活成了我自己。可现实就是这么拧巴，懂事的时候你要听话，反抗的时候你要承担，哪怕你不是为了逆反，只是为了生存。
现在，那辆父亲当年最爱的沃尔沃还停在广州。他以前说，那车稳，像他；安全，像他希望给我的生活。我曾经也以为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开着它回老家，让他们看看，离开家的人也可以活得光亮。但现在我只怕，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。
我不是不怨他。但比起怨，我更想念他。想念他的手、他的声音、他不笑的时候眼角那一道浅浅的纹。他是我小时候最温柔的存在。我是在广州长大的，高中读的是老城区的学校，放学晚，他那时候也总是加班，总是在傍晚天刚擦黑的时候，开着刚买的沃尔沃来接我。那车银灰色的，车头宽厚，灯光柔柔地打在学校的围墙上。他从来不说“带你去喝杯茶”这种文艺的句子，只是把车停在楼下，打开双闪，坐在驾驶座安安静静等我。我每次从教室冲下来，他总是放下手机，笑着说一句，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车里通常在放粤语歌，他最爱罗文，我也被他带得听熟了几首。有时我在副驾跟着哼，有时不说话，只看窗外那些快节奏的霓虹。他不爱多言，但在那些穿过广州老街的归途上，我总觉得，他是那个一直在我身边，不问缘由地支持我的人。
我怕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这种怕，像阴影，踩着你一寸一寸往前走，但你又不能回头，只能忍着往前走。
二、
我和舅舅家的几个孩子，倒是一直亲近。那是另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虽然也混乱，但透露着小城市城中村的几分安逸。舅舅有点散漫，家里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装修公司，生意时好时坏。他的家，是那种混着霉味、洗衣粉和饭菜香的老宅，走进去会听见厨房叮当作响，楼上有人吵架，楼下电视开得震天响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家，给了我比自己家更接近“人间烟火”的温度。
表哥比我大两岁，是我曾经很信任的人。我们虽然没住在一起，但在多伦多的同一条街上生活着，他在中段，我在东边。那种距离刚刚好，既不是每天都碰面，又足够亲近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成年人的亲密也许就该这样，不黏腻，不远离。
他曾说会陪我去蒙特利尔做手术。我那时全身发冷，整个人像是在暗夜里漂浮，只想抓住一个熟悉的锚。可手术前一周，他临阵退缩。他说家里会问，说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亲戚和同事的目光。我不知道那并非恶意，可还是难掩心里的裂缝。他没有来，甚至早早就把我的决定告诉了父母。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更愤怒，还是更寂寞。我没和他争吵，也没有删除他，只是把我们之间的那扇门关上，轻轻地，锁住了曾经的信任。
反倒是我那两个妹妹，始终是我放不下的人。
大妹比我小六岁，外表是个乖乖女，不吵不闹，成绩也算过得去，但我知道她的眼神里藏着反骨。她的沉默不是顺从，而是深埋着的抗议。她从没说过我“是直女”，那是我朋友的话，可她却很早就知道并接受我现在的样子。她叫我“老姐”，叫得那么自然，仿佛我本来就是她的姐姐一样。有时候我看着她，就像在看另一个时代的自己——那个早早发现世界不对劲，却还没想好要不要反抗的小孩。
小妹就不一样了，活泼得像一只小炮仗，说话大声，做事莽撞，是那种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她调皮捣蛋的小孩。很久以前，有次她从楼上滚下来摔了一跤，哭着找的不是她妈，而是我。我抱着她的时候，她那只沾着灰的手还在我肩膀上胡乱蹭着，那种依赖，真实得让我发慌。
我从来没有穿女装回过娘家。我不敢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想回去。但这些孩子，是我在破碎的血缘里，唯一愿意守护的人。我想过要带她们“逃离”，我希望，如果我能活得像一个自由的人，她们或许也就不会那么早，被迫长成讨喜的大人。
三、
那天是个闷热的早晨，天才亮我就出门，去了她最爱的那家蛋糕店。她说过一句“很久没吃到了”，我就记住了，像小孩藏着颗糖，想着哪天能拿出来逗她笑。
排队、买下、放副驾，我怕晃坏，开了大冷气，一路开得比平时慢，只怕时间提前到了她面前。到她楼下，我发消息让她下来。
她拉开车门的瞬间，我笑着把蛋糕递给她，说：“有你爱吃的。”
她看了一眼，又看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你也太好了吧。”
我没接话，只盯着她的侧脸发愣。那一刻，车里是凉的，我心却烫得像灼了火。其实我不是只想给她买好吃的。我是想给她很多个，很多个我在楼下的日子。
元旦前一天，多伦多灰得像一口冷水锅。
那天之前，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说了太多。不是告白，只是情绪太满，溢出来了。我很快意识到不该，说完几分钟就开始后悔。我试着补救，发消息过去：“能不能当作没发生过？我们就当……就当什么都没说。”
她的回复只一句：“不可以。”
语气不重，但比“再见”还更像告别。像医生揭下纱布，说“没救了”。
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我后来还是厚着脸皮，在新年的凌晨发了一句：“新年快乐。”
没有回应。
第二天醒来，她已经把我删了。不是拉黑，不是大吵一架，只是悄悄从我的世界退出，仿佛我们从未认识过。我盯着那张熟悉的头像好久，页面上的“添加朋友”三个字格外冰凉。
那几天，我是哭了的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躺着的时候眼泪自动流下来，像漏水的水龙头，关不住。想到她那句“不可以”，我连自责都变得小心翼翼——怕再想一遍，都算打扰她。
很多年后我可能还会记得那一天，天特别冷，手机屏幕特别亮。而她，已经彻底消失在我的通讯录里，连聊天记录都不再能翻开。
尾声
我的前半生，就像一次绕远的回家路。一路上有风，有火，有水，也有冰。有人走近，也有人转身。直到现在，我依旧不确定终点在哪，但我知道，我想在前方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不大，也不吵，但能让人停下来喝杯热水，歇一歇脚。
广州和多伦多的车水马龙，有时候会让我想起父亲那辆沃尔沃S60，穿梭在广园快速路上，像他曾来接我放学那样沉稳而安静。而如今，我开着自己的凯美瑞，在401的长路上驶过无数黄昏。那一盏盏红绿灯闪过的脸孔，有时像陌生人，也有时，像我曾经熟悉的家。
我知道我已经走得太远，远到回不去那些叫我儿子的日子。但我也知道，我始终是那个在烈火中出生的女孩。我想把名字改回彧鋆，不为别的，只是因为那是父亲最初给我的字，是我和这个世界初次握手时，他放在我掌心的第一个承诺。
愿有一日，我开车回到那个老地方，阳光洒下来，风很轻，父亲还能认出我，叫我一声，女儿。